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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刊》| 张海洲等:旅游政治生态学与本土研究议题

《旅游学刊》| 张海洲等:旅游政治生态学与本土研究议题

09-24 22:42:02 7

旅游政治生态学与本土研究议题张海洲1,翁时秀2,保继刚3,Jarkko Saarinen4(1.华南理工大学旅游管理系,广东 广州 510006;2.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3.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珠海 519000;4.奥卢大学地理研究系,奥卢 奥卢 FI-90014,芬兰)[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我国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生态与旅游的现实矛盾引发了广泛社会,但基于社会与政治发展层面深度有效的学术解释缺乏。缘起于结构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态学,将社会-生态过程与政治的尺度交互作为分析对象,为生态问题提供了更加平衡与综合的理论研究进路。文章利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深度考察了政治生态学以及相关的旅游文献,从当代现实、理论缘起、理论发展、旅游参与以及本土议题展开论述,重点分析了国际旅游政治生态学研究思想的3个重要进展趋势:保护地旅游与资源管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态旅游话语意识的后结构主义批判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正义的实践行动研究。进一步,文章借助政治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反思了我国生态与旅游发展的历史成就与现实问题,并结合二十大报告的政策理路探讨了本土旅游政治生态学研究的相关议题:保护地旅游历史过程的政治经济学、保护地社区资源利用与可持续生计的微观政治过程以及“两山论”的辩证性与生态发展的现实差距等。文章希冀通过政治生态学的引入,引导中国旅游研究转向生态-旅游人地关系的深入反思,在尊重现实与贴近实践的前提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成就向国际传播的高质量旅游学术成果转化。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习近平①引言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实施以来,不断健全和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了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导了中国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观念上的逐步转变[1]。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②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下,以及对“两山论”蕴含的辩证关系与现实价值的再思考下,面对生态环境质量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错配现实,、探索与反思我国生态旅游研究的理论空缺与实践差距,具有不言而喻的现实价值。回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发展初期,享有与生态功能区天然耦合的“无烟工业”“绿色产业”美誉的旅游业[2-3]却在频繁的“违规违法”曝光中走下神坛。从西安秦岭违建别墅,到昆明滇池与济南滨湖的违建旅游地产,全国范围内众多自然保护地大规模的旅游违建设施引发了全社会基于地方可持续发展的旅游道路选择的深刻反思与争辩。针对极具价值的特殊自然保护地设立国家公园①,就是国家为了突破保护的结构性政治经济困境所进行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成果[4]。然而,除了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5 个国家公园)被有幸遴选外,我国还拥有1.18 万处各类自然保护地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我国自然保护地及其旅游业何以整体走向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是亟须学界回答、探索和解释的重要现实问题。但是,反观我国生态与环境保护相关研究现状[5],一方面,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引导了我国旅游学者根植经济理性,将效率与发展作为研究核心取向,在推动自然商品化[6-7]的道路上却忽略了自然正义与代际公平的可持续问题;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主导的生态研究也导致了学者在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上“过于自然科学化”。发展与保护的脱钩直接限制了生态保护的技术与成果应用于人类社会层面,产生难以在过程中利用的现实困境。政治生态学承认,环境变化和生态问题是政治过程的产物,强调将地方问题置于全球多尺度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中考查,并强调历史演进过程[8]。政治生态学通过社会和生态过程与政治尺度交互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平衡和综合地研究环境问题的生态和政治层面的重要理论路径,推动研究者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深入理解[9-10]。同时,政治生态学与旅游业高度相关,提供了一种综合方法以理解该部门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在权力关系和不平等方面[11]。但目前,旅游学者参与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还较为局限[11-12]。本研究首先从政治生态学领域出发,对政治生态学发展进行了简要梳理,重点讨论了政治生态学与旅游研究的关系,并结合本土的社会自然特征与政策发展要求,尝试提出本土旅游政治生态学研究议题。本文的学术目标有两点。首先,希冀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旅游政治生态学议题探讨,为本土旅游学者参与国际主流的保护与发展研究的话语体系提供参考;其次,试图填补长期以来本土旅游研究批判意识不足的空缺③,推动我国旅游研究参与国际前沿的旅游政治批判思潮转向[13]。在本土实践的目标上,希冀通过新的理论进路以揭示文化意识长期掩盖的社会政治问题,以切实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引导旅游学者有效参与到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同时,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孕育和催生本土生态保护与旅游研究的新理论和新范式,有效论证和阐释“两山论”,向西方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话语提供可能的科学理论支撑[14]。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1 政治生态学概览政治生态学不仅是一把斧头,挥向从政治视角看存在缺陷的、危险的、有问题的关于生态环境的去政治化阐释,还是一颗种子,力求孕育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态,这种全新的社会生态将展现出较少的压迫和剥削,较多可持续的替代性远景[8]。——Paul RobbinsRobbins 关于“斧子”与“种子”的隐喻较好地总结了政治生态学研究的特征与价值。从全球南方④出发,从尼泊尔退化的土壤[15]、亚马逊保护区的牧场与荒野景观[16-17]、南亚后殖民主义的保护区建设与资源冲突[18]、太平洋岛屿的旅游开发与原住民抗争[19],到如今全球北方大城市的花园草坪[20]、水岸景观[21]、公园可达性[22]与绅士化[23]等,政治生态学者在过去几十年里广泛参与了各类丰富多元的案例与话题研究,在科学主义主导的全球生态保护的话语框架中,为人类理解和洞察生态保护的现实社会困境提供了一系列极为深刻的洞见。政治生态学可以追溯到20 世纪前后的欧洲左翼思潮中共享的一种精神与关切,亦被称为原生政治生态学,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普遍转向,对自然社会关系的后实证主义方法,以及对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术和政治的核心要素的接受[24-25]。在全球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引领下,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生态稀缺性”和“生态现代化”为特征的“非政治”生态学[9],将工业文明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的阶层因素掩盖在技术-科学客观主义的面纱之下[26]。作为回应,人类学家Eric Wolf通过将人类的生态实践与文化适应相联系,在阿尔卑斯山社区的文化生态学分析中首次提出了政治生态学概念,指出要把对多种地方生态环境的调查与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知识相结合,在更广泛的结构领域研究群体间的关系[27]。由于对人类-环境综合系统中的物质、能力和信息流动的共同,政治生态学也吸纳了以生物生态学和地球科学为基础的灾害学派的观点,在20 世纪80 代涌现出一批以Piers Blaikie、Harold Brookfield 和Michael Watts 为代表的地理学家,他们开启系列的开创性研究,为政治生态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政治生态学并非严格定义的理论或方法,它是一种灵活的分析视角、一个实践共同体和一种文本的品质[8,25]。Blaikie所强调的“一个人的利润就是另一个人的有毒垃圾”[15]的政治批判视角赋予了政治生态学研究无尽的生命力,大量高质量但分散的研究增进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这吸引了社会学、政治学、发展研究、环境史、经济学、林学和法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参与,并建立了相应的知识基础。同时,政治生态学自身在不断成长和延伸,包括20世纪90年代发展的女权政治生态学、21 世纪初发展的城市政治生态学和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以及最近的新唯物主义政治生态学和非殖民主义政治生态学。在Bryant看来,政治生态学是一个打破关于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普适化和简单化的真理的认识论项目,它并不是以学科为导向的认识论框架中产生和回答问题,而是以理解特定地方的社会生态的特定动力学为导向,因此,在理论上政治生态学会从多个领域的多个理论框架中吸取与这些动力学有关的内容,在方法上则主要基于实地的研究方法来理解特定地点的动态情境[24]。Robbins认为,政治生态学中生态学意指对土地、土壤、植被和其他生物体之间关系的系统观点,政治经济学则意味着对资本、市场、社会结构和人口的唯物主义观点[8]。Zimmerer 指出,政治生态学多元化的话题本质都是一种社会-生态互动的耦合性整合;整合的关键则是将特定概念连接环境科学的生物地球物理分析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广泛的人类社会理解;这种连接性概念模式包括了对资源属性从生态关系到物质流动的、批判性多元主义、利用与科学研究最广泛相关的概念来理解生态科学的世界[28]。尽管没有明显连贯的理论发展脉络,也较为缺乏严格标准的方法体系,甚至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存在反复的自我批判与超越,但运用政治经济、历史分析、民族志、话语分析等定性方法对生态问题开展社会政治的多尺度综合分析一直是政治生态学的核心特征[28]。政治生态学者始终秉持着地方生态问题不是技术或管理问题的前提,强调环境变化分析必须包含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立论基础。整体上,政治生态学研究呈现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范式转型、从南方农村到北方城市的地理跨越以及从宏观政治经济向囊括微观文化权力的多元化演进特征。21 世纪以来,在全球生态治理框架下的生态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正义问题交织的区域问题不断涌现并被重视,环境变化与正义问题的现实纠缠推动了环境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工具实践与反思批判取向上的部分和解[26]。政治生态学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传统科学主义主导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以及自然地理科学的学者所重视和接纳。在旅游学领域,在近年来盛行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以及全球COVID-19 大流行的社会情景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旅游学者开始借助政治生态学的思想和理论来旅游实践和发展对地球产生的影响。气候变化[29]、过度旅游[30]、最后一次旅游[31]、荒野性[32]、生态旅游伦理[33-34]以及新冠大流行[35]等与政治生态学相关的新兴议题成为了近期国际旅游期刊的热点。图1 政治生态学的发展与演进Fig.1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注:笔者在整合Robbins[8]和Zimmerer[28]的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更新和归纳 2 旅游与政治生态学正如文初所提到的,21世纪全球绿色运动兴起以来,旅游业被认为是最符合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是最受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青睐的产业路径[3]。当堡垒式的区域保护耦合旅游商业化的土地利用[36],通过旅游实现保护和发展目标所造成的不平等和权力不平衡成为了政治生态学研究的先锋问题[11,18,37]。旅游学者尽管在早期未直接参与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但在研究现象的和概念理论建构上都不同程度地契合了政治生态学研究的思想与要素[11]。例如旅游开发中的不平等环境收益与分配、资源利用的权力结构、地方生态与社会退化,保护区相关的社区旅游等话题,以及依赖性、扶贫旅游、绅士化、可持续发展、增权、治理等理论概念。因此,有学者将早期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态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直接等同于旅游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38]。Susan Stonich①和Stefan Gössling②等旅游学者也专门引入政治生态学的相关视角和理论开展旅游研究[39-40]。Stonich提出了旅游政治生态学研究的关键因素,包括发展意识、国际利益、经济全球化、国家角色、阶层或民族结构、地方资源使用者和资源管理决策[19]。近期基于后结构主义的相关政治生态学视角对旅游发展中的生态社会问题的研究,也极大地填补了长期以来旅游与生态研究中社会与生态二元性的结构空缺。借助政治生态学的跨学科和整合性的视角,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学者开始意识到旅游发展既是一种特定的话语视角和人类-环境关系方法的体现,也是一种需要追求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过程。这为旅游研究从自然-社会的整体性上把握旅游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尤其是解决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旅游在保护、利用、发展、破坏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利问题[12]。通过考察资源获取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与旅游发展互动的现实张力,或者用Mostafanezhad等的话说,面对急需外汇和环境可持续的两难局面,政治生态学提供了考察生态旅游地发展中的社会资源权利问题的理论体系[41]。已有的实证案例研究已经充分彰显了政治生态学与旅游研究广泛的合作潜力。政治生态学引导了旅游学者从传统的“旅游-环境”“旅游-社区”的单维影响关系走向了“旅游-环境-社区”的多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和整合性研究。同时,政治生态学的后结构主义转向也激活了旅游权利、话语、知识的相关研究,在全球“绿色”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的旅游发展情境中衍生出了新的关键议题。近期两本专门探讨旅游与政治生态学的著作中,旅游学者基于已有旅游案例的情景知识来组织了较为完整的旅游政治生态学议题。Nepal 和Saarinen 提出了社区和生计,阶级/表征和权力;剥夺和流离失所,环境正义和社区赋权议题[12]。Mostafanezhad等较为凝练地提出了:社区与权力,保护与控制,发展与冲突议题[41]。这几乎全面对应了Robbins 所总结的政治生态学话题范畴,即退化与边缘化,保护与控制,环境的矛盾冲突,环境的主体与身份,政治的客体与行动者[8]。但如Blaikie所指出的:政治生态学与旅游研究的联系更多是间接的或边缘的。[42]从Stonich 和Gössling 的开创研究至今,除了一些屈指可数的经典成果以外,政治生态学在旅游领域内只是被粗略地研究。至少从旅游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来看,利用政治生态学框架专门开展旅游实践研究的成果数量依然相对较少,并且时间上不连续,内容上也未呈现出完整的体系特点。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生态学本身的非结构化和不断的理论转向,另一方面也与旅游学长期的市场胜利主义研究取向有关。这些共同导致了对生态社会批判研究零散局限的旅游学者。本文的梳理首先指认旅游政治生态学这一知识领域具有高度的议题多元性、话题复杂性和历史不连续性。旅游政治生态学议题归纳所呈现的无所不包的结构,也说明了忽略思想史不连续性而追求统一的主题总结或计量分析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从旅游资源到资本再到社区,旅游政治生态学的对象无所不在,并且随着时间发展不断涌现出新事物与新话题。但政治生态学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研究思维方式所衍生出的生态相关的旅游研究思路具有着某种连续性。因此,比起旅游政治生态学“是什么”和“有什么”的模糊论断,本研究认为,旅游与政治生态学结合以后的“如何做”,更能发挥综述指导理论引入的有效作用。Foucault指出,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而不连续性是统一话语形态的事实组成部分。通过反思话语与文献档案的历史实践,Foucault认为“话语不是一个有思想、有知识、有话语的主体雄伟展开的表现,相反,话语是一个整体,在其中可以确定主体的分散以及与其与自身的不连续性”[43]。Foucault 提出,知识考古学(archeology of knowledge)拒绝任何历史先验假设某种隐藏的统一性①。作为一种文献分析的方法论,考古学强调以具体的、可描述的关系取代广泛的连续性与概括性,在具体发生的层面来描述话语本身的历史,保留话语的差异与不规则性[43]。政治生态学本身的复杂演化与旅游学者间断、偶然地参与形成了旅游政治生态学议题明显的断裂与分散。受到知识考古学的启发,本文不再追求传统综述撰写常用的、某种看似有序的、全面的、结构化的类型学,而是接纳不连续性,直接基于历史文献作品内容展开对研究视角、范式和思路的探讨与分析。通过将旅游与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视为一种重叠与交叉的知识话语,本文在人类知识演进的涌现性视角下这一领域的演变。最终发现,旅游政治生态学在复杂的案例分析中出现了保护地旅游与资源管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态旅游话语意识的后结构主义批判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正义的实践行动研究3个显著的知识领域。下文将从每个领域中相关文献具体产生的层面来阐述典型研究的思维特征与分析过程,进而为本土议题的提出提供相应的知识基础。2.1 保护地旅游与资源管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旅游业以能够取代传统采掘业的“绿色经济手段”受到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全球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青睐。作为一种发展方式,甚至是部分殖民地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旅游业表现出了重塑劳动关系、环境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社会的能力。其中,旅游业的现代理性特征和自然依附性与政治生态学理论框架存在着天然的耦合[10]。保护地资源管理的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生态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旅游的参与进一步加深了保护地政治经济学的复杂性,尤其是新的资源商业利用与分配政治的问题。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生态保护区建设,封闭和控制原本作为地方社区狩猎采摘的公共资源,并且往往伴随着产权和主体的置换,取而代之的是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方式的生态旅游发展。这部分议题与旅游研究中的社区旅游问题在旅游参与权利问题上产生了交叉。例如政治生态学者Young对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上的资源管理研究,该研究是了渔业与旅游业兼具的当地社区,在公共资源政治化管理的模式中如何产生了使用者之间的竞争并导致集体激励失灵[44]。在这一话题领域中,政治生态学主要是一种了解市场、政策和政治进程如何塑造自然-社会关系的多尺度、背景性方法,其对旅游研究的直接贡献是引导了旅游学者彻底转向政治经济过程以探索旅游发展中资源管理结果的社会性原因。正如Gössling 和Hall 反思的那样,尽管已经有大量关于可持续旅游以及旅游和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论文,当前旅游对生态的破坏似乎比以前更多了[45]。旅游学者开始将自然保护地视为具有多元政治经济意义的空间,保护区的旅游生产远非纯粹简单的保护或可持续性问题,而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众多利益相关者在旅游生产和消费的互动和冲突决定了保护的结果[46]。强制保护的政治后果最终无论对于保护地的生态安全、社会正义,还是可持续发展来说,都不是好兆头[18,47]。在旅游政治生态学者看来,保护地旅游发展的政治本质在于全球化对荒野的迷恋通过公共池塘资源再分配,最终导致地方社区生计权力的剥夺[32,48-49]。旅游促进了外来抑或本地更为强大的精英结盟,他们凭借资本与特权在保护地形成了领地化,在旅游边界的制造过程中完成新的原始积累,并进一步在旅游商品化的政治框架中加剧贫富差距,导致社区的边缘化问题[38,50]。在智利国家公园复活节岛旅游的案例中,Young的政治生态学分析表明,当地旅游业生产本质不仅是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政治经济,同时也是以牺牲土著社区行动自决权为旅游想象服务的道义经济[51]。Mbaiwa 在博茨瓦纳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社区案例中,发现社区迁移让位于旅游发展,导致了社区资源使用权被削弱以及随之产生的生计问题,最终导致了保护地激烈的土地使用冲突[52]。堡垒式、岛屿式的保护区所导致的生态局限性和社区持续冲突的政治挑战已经导致规划与政策学者不得不将人类栖息、资源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相结合,设计出更多协同合作的管理或治理模式。这些模式,用政治生态学者的概念,被称作“自然-社会混合体[9]”或是基于社区的保护与资源管理[53];用旅游学者的概念,则是基于社区的旅游[54]等。然而,Chaderopa 对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的社区共同管理项目的分析则反映出共同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旅游业的结构有利于自然旅游的利益从当地社区流出,而非流入;由本地社区精英做出的看似地方性的决策本质只是决策者物理位置的地方性,但决策的起源与核心都由社区外更大权力和尺度的利益团体所掌控,边缘社区的土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变化受到了全球政治、经济和环境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55]。2.2 生态旅游话语意识的后结构主义批判研究可持续的全球化理念催生出可持续旅游与生态旅游的话语生产。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通过直接项目参与或经济补偿对保护产生贡献,可持续旅游与生态旅游的目标承诺回应了可持续原则[56-58]。但除了屈指可数的成功案例外,现实呈现出的往往是现实发展、环境结果与理论假设的严重偏离。Honey对世界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进行系统分析后直接指出,“生态旅游实践更多地成为了噱头,本质依然是传统的大众旅游,被一层薄薄的绿色外衣所包裹。”[59]生态旅游没有带来自然的真正保护,却引致了商品化的自然、游客进入的特权以及边缘化的社区,生物多样性通过吸引旅游者消费进而推动保护区成为全球化资本修复自身结构性矛盾的新空间[60-61]。所谓的生态旅游区通过操纵生态旅游的话语,将地方的生态旅游发展实践转化成一种迎合游客的广告策略与商业政策,将环境保护的控制凌驾于社区之上,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更加恶劣的环境结果,甚至是生态旅游的军事化[62]。但尽管现实与理论的差距显著,生态旅游依然在争议中被认为有可能同时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活在保护区周围的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工具[63]。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引导了旅游学者基于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在现实发展与破坏中的话语政治[64]。学者发现,生态旅游的本质是一个地方化的文化或话语建构的过程,表征了特定的信仰、规范和价值观的组合,为具体的活动实践提供合法化的依据[65]。这是一种话语政治的过程,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在协商民主和地方参与中是可能的。其关键是要在文化、环境、尺度与广义政治的辩证关系中重新思考生态旅游[66]。后结构主义的政治生态学基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通过微观政治来解构关于社会-自然关系的主导话语,进一步强调分析权力、知识和话语对建构以创造排他性或包容性的社会-自然空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因此,后结构主义的政治生态学概念框架为分析人、自然和权力中的旅游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背景[15],旅游学者聚焦生态旅游、可持续以及荒野等与自然旅游和保护相关的争议性话语,通过不同尺度对特定话语的使用与冲突,进一步揭示出观点、制度和发展形式享有的特权,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自然重构问题以及与人类世交织的全球旅游业对地球环境的作用问题。发展生态旅游的合法性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方法将自然和社会分开,强调一种人类和自然世界都可以被组织起来并受到理性、全面控制的制度[67]。Wearing 提醒生态旅游话语的关键问题在于其强调通过利用功利性价值而非价值本身来拯救自然[66]。因此,需要根据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的混合自然概念来重新审视生态旅游的问题。环境变化的全球话语蕴含着强大的本体论政治。但科学-政治的巨型话语往往会忽视和淡化地方的现实和关切,因此,对旅游环境问题进行敏感的建构主义分析是必要的[68]。Saarinen 使用话语政治生态学评估了芬兰对荒野(人类会访问但不停留的区域)的使用与治理,他认为,作为一种误导,荒野是一种在文化上建构的人与自然分离的全球想象的复杂政治操纵。但荒野的思想与话语并非遵守全球霸权的堡垒模式,而是在地方尺度形成基于利益的权力斗争的景观,最终以占优势的思考和行动的话语理解导致相应的包容和排斥[32]。Zhang将生态旅游视为不同制度和关于自然的意识形态的动态混合,揭示了旅游业是破坏自然话语规范性和生成性的力量[13]。基于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社区的案例,Zhang 指出,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同环境主体性的现实遭遇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过程,地方的行动者会试图将更广泛的环境话语转化为他们自己的想法、行动和身份,并进行谈判[69]。Marcinek和Hunt也同样发现,亚马逊区域的原住民会利用话语权的转变实现对社会和环境福利的改善;生态旅游不仅自上而下地产生了结构,也为当地人提供了一个引入保护和发展生态的替代和竞争的话语渠道[70]。2.3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正义的实践行动研究全球化进程和随之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带来了晚近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制度安排的多元化[71-72]。生态旅游的利益相关者在物质和话语的权力实践中生产了多尺度的治理景观[73]。Cole对巴厘岛旅游发展中的水资源获取研究揭示了隐藏在旅游地发展与自然资源的不平等获取背后的权力关系结构[74]。Campbell则发现,国家与地方的尺度差异性掩盖了哥斯达黎加的海龟自然资源管理现实,模糊了生态旅游产业的合理性[75]。Saarinen 在研究纳米比亚的贫困村生态旅游发展案例时发现,在不存在经纪人或其他协调控制行动者的情况下,地方和外来的需求在短期内不一定是矛盾的,但这种政治生态关系会随着社区的变化而受到挑战并发生转变[76]。除了围绕治理景观的结果来开展批判研究以外,政治生态学倡导改变自然管理和公民权利的行动方法论框架也开始被旅游规划与政策研究者捕捉。学者进一步围绕景观被如何生产以及该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批判转向行动来追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可能性[38,77]。旅游政治生态学者开始从资源、环境与发展更细微的权力基础上引用治理的概念,借助政治生态学的社会运动、物质主义、城市政治生态学等概念框架,探讨不同利益主体与权力机构的制度安排以影响旅游决策,改善环境结果[73]。Bluwstein 基于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的多重环境性理论框架,对比分析了当地社区土地共享和土地占有控制的两种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发现多重环境性的组合被用来稳定依赖土地占有的生态旅游。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发展模式所形成的不同的领地化进程伴随着特定的参与模式与权威制度。土地分享社区的权利得到了强化,但土地被占有的社区权力则在多重环境性所形成的再领地化过程中遭到破坏[78]。Ghosh等人回溯了印度科比特老虎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以来社区使用土地的动态,发现土地旅游化的过程为生计多样化所驱动,但其决策受到土地物质性和象征性的双重影响,最终旅游带来的市场依赖导致了社区的人地分离[79]。旅游学者也开始与政治生态学者一起将视野转回到全球北方和城市的旅游,探讨生态、环境、旅游与城市的治理问题。Cooke揭示了加拿大太阳峰旅游开发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形态——定居者殖民主义。这是在政府和企业的正式政治程序与旅游者消费和凝视的共同作用下,对原住民所产生边缘化的作用,不仅排斥了他们的空间使用权,也湮没了他们参与地方决策对话的能力[80]。Qian 对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国家保护地制度中的社区形成了一种显著区别于西方的“私有化”和“绿色掠夺”的“补偿性排斥”,生态旅游资本利用了中央生态保护的政治行动、生态文明意识形态和生态城市运动促成地方政府对长期自然正义与生态可持续性的忽视[81]。Mostafanezhad从新物质主义的角度审视了泰国清迈旅游发展中的空气污染,认为雾霾超越了人类的社会性,空气污染的环境叙事改变了地方对环境变化的物质认知,推动了治理制度对城乡不同区域的人们进行权利和资源的差异安排[82]。尽管更加多元主题的行动案例与丰富的实践理论引导旅游政治生态学走向了发展过程中的微观复杂的政治问题之中,带来了更多的洞见和启发,但较为遗憾的是,目前旅游政治生态学与旅游规划与政策的研究还较为分散,这些研究结果的政策影响力依然是极为有限的。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3 旅游政治生态学本土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①。与全球范围内众多新自由主义国家政府不同,我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体制大国。在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极具本土特色的生态文明战略正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全面融入广泛、复杂的国家进程之中。一方面,我国在短短的40 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快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与目的地之一,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在生态制度改革过程中担负着人口大国的全球生态责任。无论是国家进程、政治体制、土地制度、发展道路,还是国家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与地理差异性,我国旅游业的政治生态学研究势必会为政治生态学和中国旅游研究带来更加丰富的案例启示、理论视角以及知识积累。21 世纪初,Walker 呼吁全球北方学者“把政治生态学带回家”,利用政治生态学第一世界同样存在的生态发展与社会正义问题[83]。经过了20年的发展,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早已经不再局限于第三世界牧场、森林与海洋,而是全球各类国家从国家公园、保护地、乡村到城市公园、水岸、社区的庭院草坪,甚至厨房与餐桌。多样丰富的案例研究表现出了政治生态学对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的高度洞察力。遗憾的是,中国本土学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参与甚少[10,84]。Bianchi指出,“在远离对旅游各种环境中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关系的审问时,研究者对21世纪旅游业中表现出来的物质不平等、工作条件、生态退化和社会两极化模式几乎无话可说。”[38]旅游学者在拥抱市场与关怀游客的“以人为本的旅游自由化”[85]中也成为了推动资本积累的技术专家,但却无法实质性地参与对弱势的社会群体与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行动研究。政治生态学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结合,在多学科交叉中提供了对社会自然的深入理解。同样,无论是引入政治生态学的视角与方法深度剖析与指导解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还是基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为政治生态学发展提供案例验证与理论补充,笔者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把政治生态学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基于前文对于国际旅游政治生态学文献的分析探讨,在全面学习二十大报告中与生态旅游相关联的重要内容,以及结合与生态旅游发展相关的我国社会历史进程后,本文尝试构建了中国旅游的政治生态学研究议题框架(图2)。图2 我国旅游政治生态学研究框架Fig.2 Research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ecology of tourism in China首先,不可否认的是,自生态文明制度改革以来,生态旅游,或者说面向自然与保护的旅游,一直处于一种争议与模糊的灰色区域[86-87]。在全球保护话语中,旅游作为重要的社会性保护工具,与世界遗产和自然保护地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系[88]。在地方治理行动中,旅游作为“两山论”价值转化的重要工具和主导力量也不断地被实践和检验[89-90]。然而,面向自然的旅游正在我国保护地优化整治与改革的过程中隐含了一丝社会意识危机。旅游“能不能”的问题引发了自然旅游目的地的公共部门、市场企业以及原住民社区关于生态转型发展的困惑与踟蹰。无疑,缩小中央政策理论与地方现实实践中的差距是关乎生态文明建设能否有效落地的关键现实问题。这也是旅游学者亟须通过范式转型来解决的重要现实科学问题。当前的旅游研究,充斥着许多在抽象理论世界里,以商业助推主义为目标,以数据、概率、模型为核心,迎合旅游者与企业家心目中梦幻天堂的“研究成果”。与生态相关的这类研究往往悬置了问题的主要矛盾,将关键现实问题湮没在“完美”的经济学曲线之下,以“合理”的话语将当前问题积累成历史矛盾,推动旅游研究走向一条“衰落之路”[91-92]。正如Dwyer 所指出的,旅游业发展所依赖的既定范式包含了与最佳商业做法不一致的理论假设,这种假设行动的影响不符合全球人民的需要,“一切照旧”只会积累更多与当今旅游业相同的现实问题[93]。笔者以为,本土研究者应该突破理论意识与思维方式的桎梏,走向现实田野,在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之间深入参与生态与旅游演化危机中的政治经济、生态与社会可持续的理解与反思。以下针对旅游政治生态学本土议题进行详细论述。3.1 保护地旅游历史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生态学强调根植地方尺度开展系统的历史整体性考察[94-95]。以保护地为代表的生态区旅游发展是我国早期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路径[96]。自然保护地被发展侵占的现象背后反映的不仅是我国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护与发展的失衡,还是一种全球-地方多重尺度的行动者在保护话语实践中对地方政治经济景观的重构。这其中既可能包括全球化资本扩张的地方延伸,也可能涵盖环境区域主义背景下的央地失衡以及地方创业与竞争发展的“公司主义”[97-100]。在当前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绿色发展背景下,人类社会经济与自然的核心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变,自然作为一种资本积累策略在资本流动中被充分和彻底地吸收,成为了资本解决自身危机、实现循环修复的重要空间[2,101]。在地方社区层面,旅游发展主义[102],抑或更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掠夺式积累[103]”通过取代主体地位、剥夺生计权力以及利益分配不均等方式导致原住民与生态环境一起陷入边缘化困境。[95]在我国正在实施的“双碳”目标背景下,以市场化改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必会推动资本与自然在社会商品与金融领域更加深度的垂直整合,形成社会主义生态市场复杂的自然的社会生产。可以预见的是,国家公园作为新一轮的自然品牌,和生态红线制度的严格管控下形成自然的稀缺性[104],也会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在自然保护地以灵活专业化的形式生产自然[105]。随着旅游主导的社会自然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网络不断拓展与纵深,“绿化”的市场逻辑会进一步嵌入资本核心,形成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性生态风险,亟须学者从学理上构建预见性的政治生态回应[107]。在生态制度改革以前的全球-地方的尺度框架中,保护地旅游发展实践已经形成了怎样的资本积累机制?前文描述的旅游地各类违建,在传统研究视角视被局限性地为旅游的生产与消费景观,显然无法提供深刻有效的学术解释。许多学者停留在认识论霸权主义的理论中心,与大众媒体一起直接从事实结果的想象出发,将这种规模性爆发的社会问题简单粗暴地归于地方的贪婪、无知与舞弊,抑或是旅游的“原罪”,并妄加批判。或是以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周期性失衡的必然性来合理化当前的矛盾。这显然无法深入回答现实问题,最终旅游学者也不得不将重构这类问题本质认知的机会还给了最初的决策者、行业主导机构和商业分析家[10]。以前文描述的旅游违建问题为例,生态旅游框架下的违建是不可避免的吗?违建如何在地方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物理空间、制度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实现从“违”建“到”?保护的空间控制如何建构了“违”的历史性与合法性?“建”的地方行动与旅游参与又是如何?等。以上这些关键问题至少在违建出现与拆除至今的多年里没有得到较好的学术回应。基于政治生态学的批判视角,可以将这种物理环境冲突作为一种地方的政治经济景观,进一步置于全球生态旅游话语、央地权力平衡以及保护与发展事务长期博弈的历史框架中,去理解不同尺度的行动者的利益与权力互动逻辑,以及旅游业本身所形成的制度特征,进而可以从监管规制、利益集团、话语与合法性、商品化自然以及自然正义等多个相关理论切入回答更加深入的“为什么”和“怎么做”的现实问题。3.2 保护地社区资源利用与可持续生计的微观政治过程政治生态学强调保护框架下地方资源利用的权力过程与复杂政治机制[7,14]。当前,我国正在开展以国家公园建设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的改革与重组[1,13]。新的环境治理术介入社会治理网络,是否能够真正撼动与重构地方以生态发展旅游的各级尺度的利益相关者网络,从而更可能靠近保护地的自然正义?进一步,各级利益集团如何回应与操纵新的制度安排?弱势的社区能否通过这场改革实现增权?生态旅游的制度如何在各级尺度的管理与发展机构中转化,最终塑造出保护地怎样的地方景观?而资本与地方政府又如何形成新的生态旅游监管体系推动自然商品化的隐蔽与深入?对于这些议题的回答,在新时期自然旅游地的旅游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值得注意是,自然保护地的社区往往与乡村的空间叠置,基于旅游发展的自然保护地社区也就进一步与另一个重要的国家议题乡村振兴交叉。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价值与路径已经得到了各类学者丰富的案例证实。但是乡村旅游抑或是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到底是基于贫穷的宿命论作为逻辑原点,还是基于富饶的贫困下的分配正义,这显然是旅游学者的研究价值取向的选择。但现实无法忽视,资本利用点状供地的制度技术建成了民宿、营地、庄园等新业态。他们在最好的生态区位基于景观外部性为高端游客提供野奢体验,但旅游发展成果往往巧妙地避开了这里曾经的主人:最受影响也最需要生计保障的地方社区。基于政治生态学审视,“谁的生态家园(抑或乡村)”与“谁的生态(乡村)旅游”的问题,可以基于乡村性与生态保护的话语建构、自然商品化与增长理性的发生过程、现代化的资本在生态区如何实现旅游剥夺与自然的修复、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与网络构成,以及乡村、旅游与生态政策共同体中的社会治理等话题得到进一步深入的阐释与理解。当然,我们同样需要回到城市,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框架下,生态旅游与生态城市是否也会在城市新一轮增长与竞争的过程中沦为发展的“借口”?城市中极具稀缺性的生态空间在游客、城市社区以及开发商之间又会如何展开博弈?以及不平衡的城市生态旅游景观如何实现“中国速度”的社会自然生产?这些问题同样值得学者基于政治生态学的理论视角结合,地方发展的现实问题进一步去挖掘与思考。3.3 “两山论”的辩证性与生态发展的现实差距政治生态学强调对话语的批判性反思,倡导在“理论修辞”(rhetoric)与“实际行动”(reality)的差距之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7,45,107]。Harvey警言,正在腐朽和崩溃的社会结构——地方的、区域的、全球的——是建立在传统或工业(现代)思维和运作方式之上的,这些思维和运作方式被新自由主义所复合和根深蒂固[108]。“两山论”是马克思生态思想和中国传统人与环境哲学的完美融合,蕴含着较强的保护与发展的辩证性[109]。然而,政策理论的辩证性在我国不平衡发展的地理格局下对各地实践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央和地方之间各级公共部门与利益组织如何对话与回应,又如何行动来重构地方的实践路径?中央和地方的政策目标差距何以在理论与行动的互动中建构?目前,尚未有旅游学者参与到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中。Qian 的研究发现我国东部的地方政府灵活利用中央的生态保护政治行动来实现破坏性发展的短期利益[89]。而笔者在西部保护地的调研则发现,地方政府正处于“为了不犯错,保护就是不发展”(“绿水青山”作为目的)或是“发展是保护的终极目标,保护的话语成为破坏式发展的护身符”(“金山银山”作为目的)的两极化曲解的矛盾困境之中。这些均已侧面体现了话语修辞的辩证性所形成的强大政治经济关联。“健全市场机制,发挥政府主导监管作用,发挥企业积极性和自我约束作用”是中央政府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原则中所重点强调的。作为开放包容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地方的发展正在不断受到全球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以“两山论”为代表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如何有效避开保护地与可持续性的全球话语已经导致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深陷的“绿色资本”窠臼?显然,对于研究者而言,依然拘泥于“理论指导实践”的研究意识之中,将政策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差距合理化,是很难有效解释这些现实问题的。对这些差距的研究结果会切实支持地方围绕保护目标开展循证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的规划与制度设计,对于保护地旅游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110]。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从政治目标和生态监管角度进行了制度安排,也从社区与旅游的文化治理角度不断传播和建构新的中国社会生态实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逐渐脱离旅游中心治理、提倡发挥市场与资本作用的新自由主义趋势不同,中国政府在始终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使命下和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发挥了强大的体制优势,尤其是近年来以自然旅游和乡村旅游为主要途径的乡村扶贫与乡村振兴项目[111]。这些具有根本性差异的政府、市场以及社会文化互动势必形成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生态旅游所不同的权力、经济和文化逻辑。而这些为中国学者构建根植本土的政治生态学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转译时刻[112]。如何向世界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以真实生动的本土案例构建出能与西方有效对话的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的政治生态学,以同频有效的理论话语诠释出中国生态旅游在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文化结构本身所发挥的优势与作用,对发展旅游政治生态研究的案例与知识,以及发展政治生态理论具有一定理论意义,也对系统厘清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进一步指导可持续旅游发展规划和国家公园与保护地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笔者强调,从社会-生态互动出发考查各级尺度下的治理与文化过程,立足自然相关的典型旅游场域,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考查生态旅游发展的地方物质关系的变迁与发展,从后结构主义出发理解旅游发展实践中的自然生态文化表征与非表征。总之,从生态制度改革的宏观结构与自然的旅游实践的互动中理解本土发展中的生态政治学,以局内人的视角补充与纠偏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生态关系的理论想象。由于政治生态学对生态旅游问题的认知本身存在着哲学认识论与社会现实背景所主导的知识生产的差异性、重叠性、间断性与权力不平等性,这些性质也进一步在笔者主观带入的中国理论与实践的现实场域中被深化。当一系列社会物质、话语、技术和制度渗透到理论和实践中,知识不可能被划分为整齐的类别[113]。以上列出的各类研究议题只是笔者基于文献阅读、研究思考、田野调研、交流探讨以及行业实践等渠道的知识经验,认为符合政治生态学与中国旅游发展现实研究的部分内容。政治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实践的共同体[8],随着女性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社会运动以及后人类世研究等新的理论思潮与新学科的学者加入,还有大量值得未来探索和拓展的方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要对理解形成旅游社会-生态组织的复杂机制与效应做出有价值的理解和贡献,就要超越长期以来以经济贡献价值增长与人类身心满足的技术理性所主导的现象描述和脱离实际演绎的辩论。政治生态学让看似合理与客观的社会生态实践在辩证与批判的世界中重现问题与张力。至此,本文对于政治生态学在旅游研究中的引入,至少是一种可能与希望,一种以一把“斧子”帮助学者在复杂和混乱的旅游幕后披荆斩棘,走向明晰与行动,甚至播下“种子”预见某种改变的希望。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3年第9期,参考文献略。责任编辑  吴巧红责任校对 刘 鲁技术编辑 刀彦月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封面图片 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图片如有版权保护请与我们联系,E-mail: lyxk@vip.sina.com 旅游学刊Tourism Tribune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人文社科类)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权威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欢迎转载,转载请联系《旅游学刊》编辑部授权(lyxkw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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