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业的多业态经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体现在书店上，从最早的联营柜台卖卖眼镜，发展到后来学习机、益智玩具，再到珠宝玉器、电子阅读器，看样子没什么不能卖，确实如此，只要相互借力成功，不算是什么坏生意。虽然有“不讲究”的嫌疑，可其中的关系暧昧不清。
商人知道如何做划算，他们永远不会在书店里卖洗发水。但卖一卖文具、文创产品却是“理所应当”的，比咖啡还要顺理成章，书业中的书店已经不再单纯地卖书了，无论书店应不应该只卖书，这种方式都是完全被接受的。在这个行业的上游——出版商那里，同样有一些暧昧的做法。
日历书
2014年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故宫日历》
日历属不属于图书？不同的说法好像都可以。（本文内容版权归属聚展所有，未经同意，禁止转发）
之前的四五年，没人会去书店买一本日历，传统认知中，日历不算图书，再加上除了老人，年轻人对日历没什么依赖（现在，日历形式的图书主要消费人群反而是年轻人）。
没人会预料到日历在今天的出版业中会占有重要的地位，据统计，从2012年开始，共超过数十家出版单位出版日历书超过上百种（另一种统计说出版单位超过一百家，图书过二百），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内容则无可不包，文物、绘画、书法、诗歌、名人名言、漫画、摄影、戏曲、历史、佛学、汉字……只要能想到的，几乎都有了，没有想到的，有可能已经在制作了。
出版业告别日历，至少也有20多年了。年纪稍长的，多数对日历的印象还停留在印有毛泽东、山水画、风光摄影、泳装女人的挂历和巴掌大的“月份牌”上。它们在早期的市场、集市上随处可见，作为日常商品出现。挂历以每个月一张，月份牌以一天一页，节假日都以红色或者红点注明。
上世纪80年代的老挂历
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新世纪还没到来，台历就泛滥了，和八十年代不同，台历几乎没有商品属性，多为一些企事业单位印刷的宣传品，智能手机逐渐普及开始，台历基本消亡了，也就是一前一后的事情，日历书就出现了。
再往前看，出版挂（日）历到是传统，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最早挂历出版于1978年，而以“月份牌”形式的日历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如今市场上销售和口碑均排在前列的《故宫日历》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只不过这些挂（日）历有些虽然有出版单位的参与，却不全是出版物。
虽为出版形式，但在出版和市场之间，挂（日）历一直左右摇摆。从民国时期开始一直流行的“月份牌”（月历）开始，就是广告性质的宣传画（类似民国广告海报，不过有月份日期），直接印刷，建国后由出版社印刷的月历也很少对外发行，在八十年代前的《辞海》等工具书上，连“挂历”一词都找不到。这让挂（日）历停留在现在人眼里的最多的还是八十年代之后的市场商品。
2009年恢复出版的《故宫日历》连续三年都作为普通商品出现，直到2014年，才开始以图书的形式（含ISBN码）进入书店销售，许多创意型的工作室，也以日历书的质量和思路制作此类商品，只是缺乏明显的出版标识。
原因是无须思考都能想得到的：2015年双11这一天，《故宫日历》销量过5万册。它是不是图书，已经不重要了。
手账
具备图书和文创暧昧关系的产品，手账（笔记本）也是典型的一种。名为手账，倒更加灵活，它可以是带有日历的笔记本，其中的内容，也可以和日历书一样，加上文物、绘画、书法、诗歌、名人名言……
如果日历书是让一种物品死灰复燃，手账基本就是分文具的羹了，不论是具备表格、日历功能还是其他内容，类似形式的笔记本从未在文具市场消失，虽然离开校园的人去文具店的频率小于去书店，它的确在形式上传达另一方面的世界真实：文具是工具，书是知识。
还有一个原因，类似于产品组合，在笔记本的背后，有大量关于如何做手账的书。
事实证明这杯羹出版社是分定了，《企鹅手账2016》在淘宝预售，6小时内就售出1000多套。
《企鹅手账2016》，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记录是现实需求，手机便签和类似软件的使用率可以证明。
然而遗憾的是，没有数据表明笔记本市场变好了（也许好了，只是没有数据），不论是习惯使然还是某些特定场合需要，保持手写仍有它自身的优势和必要。
它是不是图书，本身就没必要。
涂色书
涂色书是不是书？仍然是个问题。
和日历书、手账书一样，它具备书的形式（书号、出版、印刷、发行等），却不具备咨询传达（有信息、有阅读）的功能。书与非书的争论，多来自后者。
当然，这个争论也可以无意义、不重要、没必要。处在一切都在快速变革、进步、创新的时代，图书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时代造就出来的集体意识，在情感和认知上足能获得理解，况且，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么做的。
对于出版业来说，涂色书不算什么新鲜事，2006年，日本河出书房新社的“成年人涂色”系列（十一册）发行量达千万册以上，涂色狂潮席卷日本。2012年，法国出版的《你与快乐只差上色：100幅美景填色减压》销量350万册（中国版销售不理想），2013年的《秘密花园》更来势汹汹，2015年中国版出版之后，立刻爬上了亚马逊排行榜首。
《秘密花园》，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这样的数据面前，同类书是一定要出的，盗版也自然少不了，更为重要的，将产品本土化更是出版商的长项，第二年，2006年一年，“点染紫禁城”系列三本，《山海经》主题的《异兽》，“一带一路画敦煌”系列三本等陆续上市。
不过2016年之后，涂色书的销量开始下降，但它的市场已经形成，关于它销售背后的秘密，用的是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的福流理论（有翻译成涌流、心流、沉浸几种），谁在乎呢？
桌游
在传统书店里，几乎是见不到桌游销售的。即便是一直存在是否是牌类游戏争论的塔罗牌，品种也少得可怜。
但以出版物形式出现的桌游并不在少数，这让本来清晰的问题又变得模糊。桌游首先是一项游戏，这让早期的桌游并没有出版物概念，去书店买副扑克牌，奇怪吧？
这在今天桌游的销售渠道就可以明显看出，即便是有明确出版物标识的，主要还是流通在图书以外的商品销售商中。
在中国，桌游分类不属于出版物，即便是国外，有出版物标识的桌游也仅仅是一部分，它们最多就是拥有一些商品码。
为什么桌游生产商还需要出版标识？一个需求：版权。桌游同类的“山寨”数不胜数，生产商为了保护版权想到的一个办法，虽然这仅仅是生产商的一厢情愿，它们大概不知道图书市场擦边球的同类书更多。
现在的桌游大多具有牌类之外的说明册，现有法律内，它可以是出版物，也可以不是。想要靠一个出版标识保护游戏版权，其力量是微小的。
地球仪
地球仪虽然不是图书，却属于出版物范畴，只是它们大多在书店以外的文具、教学、办公用品店销售（书店少）。
出版环节中对地球仪的限制有两项：一、审图号；二、书号。
生产是地球仪的重要环节，如同图书的印刷、唱片的制作一样，具体到产品上，更像后者，出版社有长期合作的厂家，这个关系是相互的，并非出版商指定生产，生产商可以占据主动权生产，出版社仅仅作为提供“手续”的一方。
作为商品，地球仪的属性比书复杂，它可以是提供知识的出版物，可以是日常用品，可以是工艺品等等，无论是作为硬性的非图书出版物，还是介于图书和文创品之间的出版物，在中国，出版无疑是存在较多束缚的行业之一，比起这些束缚，一些暧昧产品，实在不算什么。
